预先考试的结果证实了在估计学生的水平的事情上，黄校长的水平就是比李校长要高一些，就是这么一份连一道函数题都没有的试卷，100分的满分，李谦觉得他小学毕业的时候，都能在半个小时之内做完并且一分都不会丢的试卷，（当然，对这个说法，王老夫人私下里告诉黄婉贞：阿谦就是在吹牛，他读小学的时候，和个皮猴一样，根本就没认真读过书，算数经常不及格。这一点也得到了李老先生的证实：“我还记得，有一次他做数学，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他写了个五分之二。”）最后考出来的平均分才二十一分，也就比四分之一稍微多了那么一点点。
“这还是太差了点呀，”李谦摇着头说，“婉贞呀，我觉得你的学生恐怕都不止这个平均分吧。”
“那当然啦。”黄婉贞说，“你也不想想，是什么样的老师在教他们。”
黄婉贞的小学的数学老师大多都是让上海大学数学系的学生们来客串的。老实说，按照后世的标准，这些从来没有学习过教育学、心理学根本就没有教书的资格——有教师资格证吗？普通话有一级乙等以上吗？
但是在这个时代，小学数学就可以让中国最名牌的大学学生来教，绝对是奢侈的。加上黄婉贞的学校里的学生大多都认真肯学。他们自己也好，他们的父母也好，都知道像他们这样的家庭的孩子，本来是根本不可能有读书的机会的，原本注定了今后只能卖苦力的。如今却得到了读书的机会，又怎么能不珍惜？对于肯认真学习的孩子来说，数学老师好不好，通常只有一个标准——我不会的题目他都会就行了。师资力量强，加上自己又肯学，所以黄校长学校的小学生数学自然不会差。
而西安在内陆，在这个时代，相比上海，它的新式教育本来就有很大的差距，很多前来报考的考生，他们中的很多人，读中学的时候，学校里的数学也仅限于四则运算而已。而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数学老师，他们的数学老师，往往也是由其他科目的老师兼任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在有些学校，并不是笑话。而还有些学校，甚至干脆就没有开设数学课。那些前来参加考试的学生，基本上都是自己想办法借了一本数学课本，然后自学的。
“达瓦里希，就这样的基础，我们可完全没法教呀。”在一路上跟着李谦骗甜甜花酿jǐ吃的讲师（特聘教授）日里诺夫也参与了阅卷，他也对李谦抱怨了起来。
“不要担心，达瓦里希，我们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呢，这些孩子不笨，只是从来没有人教过他们，我向你保证，几个月之后，他们肯定不会是这样样子的。”李谦回答道。
“几个月能干什么？”日里诺夫说，“他们如今的数学水平，放到我们苏联，连初中都没法毕业，不对，是连初中都没资格读。而要学后面的东西，他们至少要有个高中水平吧？几个月，几个月够干什么呢？老实说，达瓦里希，您应该让我们明年过来，我觉得他们再努力，也要至少一整年，才能达到最低的要求。”
“这几个月，我们除了数理化，什么都不教，专门教他们数理化。几个月之后，再考一次，你来出题。达不到要求的就留在预科，再留级一年。”李谦说，“我觉得，从小学到高中的数理化都没什么难度，几个月时间，只要脑子不是特别笨，差不多了。我学生钱伟长，当初我遇到他的时候，他连开平方都不会呢，现在你看看……这也没多久呢。当然，这些学生绝大部分都不可能和他比，但是几个月老老实实地学下来，也总能进步很多的，然后平时平再慢慢提高，努力地追赶，不会不行的。”
“我还是表示怀疑。达瓦里希，你不能用你的研究所里的怪物和一般人比。不过，你是学校的领导，我只是提意见，做决定的是你，你做了决定，我们都会执行的。当时效果怎么样，我不敢保证。”
“效果不会有问题的。刚才你说错了一点，达瓦里希，我们的学生都是怪物。”李谦说，“你别看他们现在成绩不好，但是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学习的环境。我们的录取率是非常低的，报考的考生中三十人该有一个进入大名单，预科之后还会淘汰大约三分之一。剩下的人我向你保证，都是又聪明肯努力的。有了这两点，再困难也有办法的。”
关于这一点，日里诺夫也是有一定经验的。苏联建立之后，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也很大。因为革命前，只是主要垄断在有钱人那里。革命后苏联格外的重视平民教育，大学中学生的成分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批的工人、农民的子弟进入了大学。
这些工农的子弟，在基础上也是远不如革命前的那些贵族子弟的。但是在教过他们一段时间之后，大家也都发现，他们虽然基础差一点，但是在智力上却并不比贵族子弟差，而且相比那些贵族子弟，他们也更用功，所以最后他们并不比以前的那些旧贵族或者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弟差。